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党中央、中革军委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如此浩大的军事行动，极有可能引起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对此，党中央周密部署，以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保密措施为长征打下良好开端。
转移计划秘而不宣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党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并秘密筹划准备工作。
对于转移计划，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严格控制知悉范围，有关同志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制订了从中央苏区转移突围的行动计划，“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据李维汉回忆，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他当时虽是中央组织局负责人，却也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不了解。
干部走留名单也是保密的。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等人直接确定；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书记处审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决定后报中央批准。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所有相关人员都是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收到临时通知。
展开剩余67%1934年8月，党中央制定了《中央关于秘密工作基本规则》，对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行动和长征途中的保密工作作出周密部署和制度性规定。长征前，中革军委又为了确保安全保密，重新规定了各军团、各师的代号。例如，称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第一军团为“南昌”，第一师为“广昌”，第二师为“建昌”......师以下单位由各军团自行确定代号。各军团及所属部队一律以固定代号与红军总部及相互间联络。
军事行动严格保密
油画《红军过草地》（作者：张文源）
当年参加突围转移的野战军约8.6万人，共有步枪29153支，轻重机枪651挺，迫击炮38门，各种枪弹137万发。此外，还有中央兵工厂、造币厂等拆卸下来的大量机器、辎重。如此庞大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必须足够隐蔽，才能确保安全。为此，中革军委就部队联络、转战、集结出发等各个环节都做了周密的部署。
当时，为了保障通讯联络安全保密，军团间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部分电文内容仅限于两团首长知道，禁止下达，关于主力移动的信息更要求绝对保密。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军事秘密的文字；对于部属只告以每天的行进路和宿营地，以防止信息泄露；禁止随便闲谈。
在部队行军方面，那时中央红军基本是白天宿营、晚上行动，还经常开展伪装工作，以迷惑敌人。如1934年10月10日发布的《朱德、周恩来、项英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中规定：“为隐蔽行动……各梯队在平形（行）道路前进时，应在出发前两小时派出道路侦察队，侦察和修理道路……各梯队应妥觅向导，但须绝对隐蔽自己的企图。行进时要确实保持距离，不得任意伸缩。在苏区内夜行军，可以按规定数目点火把行军。道路侦察队应在道路分歧处设石灰方向路标。”
留守机关守口如瓶
长征开始后一段时间内，中央各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在名称设置、工作内容和对外宣传口径上保持不变，如瞿秋白负责的《红色中华》报社在红军主力转移后仍坚持出刊四个半月，宣传扩红、保卫苏区等内容，对长征只字未提，亦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长征出发前，红军主力撤离战场，瑞金县游击司令部与红24师一道接防前沿阵地，为红军赢得了休整、集结的时间。红军主力离开瑞金后，敌东路第10师进逼瑞金。中央苏区模范营、壬田游击队、九堡独立营、梅坑赤卫营等2000多人扼守黄沙、仰山排、大岭隘一线，顽强抵抗，阻击敌军，迟滞了敌人的进攻，减轻了对红军主力的压力。
与此同时，瑞金人民实行“赤色戒严”，对地主富农以及反革命分子进行集中看管，严防有人把红军转移的消息传播出去。瑞金游击司令部重创了反动地主武装“刀团匪”，从而进一步封锁了红军突围的消息，稳住了局势。直到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才弄清红军主力的真正去向。而此时，红军主力已经转移到了湖南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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